【编者按】：5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12版“独家特写”刊发《为青少年发展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研究纪实》。文章深度报道了我校张文新教授自上世纪末在国内开辟校园欺凌研究领域，20余年来带领团队持续开展引领性基础研究和重大应用服务工作，展示了我校学者专注执着、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战略和人民健康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同时也提供了科学研究带动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优秀案例。此次专访是对我校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更好服务国家以及我省重大需求的鞭策。

再过几天，六一国际儿童节将如期而至，儿童节这一特有的节日，以象征性的力量唤起社会大众对下一代的关爱。儿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人的各种心理能力的发展关键期，对儿童青少年的保护与教育，也是社会的永恒主题之一。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安全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校园欺凌防治工作，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积极开展欺凌防治的深入研究与实务工作。20余年来，山东师范大学张文新团队致力于校园欺凌的防治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

数月前，记者就联系到了张文新教授，说明来意后他并没有立即同意接受采访。该团队正在执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于追踪性的教育实验，进入检验自主研发的欺凌防治方案的关键期。虎年春节前，课题组的方案检验结束，团队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意外”发现的研究课题

通过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团队的负责人张文新接触到校园欺凌研究。这事得从30年前说起。

1992年，第二届亚非心理学大会在北京举办，张文新围绕攻击行为的研究报告被大会录用，并收入会议摘要集。1997年，世界反欺凌运动发起人之一、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学院的Peter Smith教授了解到，年轻学者张文新从事儿童攻击行为方面的研究，翌年，他帮助张文新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访学资助，并参加了他领衔的校园欺凌跨文化研究项目。1998年夏，张文新回国后就带领几个本科生开始了我国的校园欺凌研究，当年发表了国内首篇综述文章，介绍校园欺凌现象及国际研究现状。1999年向国内学者译介并修订了国际上经典的欺凌测查工具（Olweus欺凌/受欺凌问卷）。2000年，张文新在山东、河北完成了国内首次大规模调查，并在国内最权威的心理学学术期刊《心理学报》发表了研究报告，首次阐明了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和基本特点。

“如果说攻击或暴力行为会影响到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那么校园欺凌则由于有着不同于一般攻击与暴力行为的特点，从而对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危害更为特殊与持久，这是校园欺凌这个课题引起我关注的重要原因。”张文新说。校园欺凌的主要特征就是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之间的力量不均衡性或不对等性。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相差悬殊，不仅造成受欺凌者无法有效反击或保护自己，而且引发欺凌者对受害者肆无忌惮的重复性伤害。西方学者将校园欺凌称为“沉默的噩梦”，受欺凌者常因无法有效反抗而选择独自默默承受。

彼时，欺凌现象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是个新生事物，对于学校教育实践更是如此。一开始，团队用“欺侮”“欺负”作为bullying的对应概念，后来逐渐改用“欺凌”一词。“1998年，我还是一名本科生，就跟着张老师去一所小学谈欺负研究的事了。记得当时的那位校长很诧异，他很肯定地说小孩子们之间相处得很好。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调查、班主任培训、实施干预，校长不仅看到了学校欺负发生率，也看到了我们干预措施的显著效果。在我们的研究结束时，校长很真诚地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团队骨干成员纪林芹教授补充道。此后，团队的第一篇国内权威学术论文在审稿阶段被质疑：心理学领域的研究问题那么多，为什么去研究欺负，有什么好研究的？团队并没有因此就停止研究。

校园欺凌在形式上通常可以分为身体欺凌（如殴打）、言语欺凌（如嘲讽）、关系欺凌（如社会排斥）和网络欺凌（如网上社区散布谣言）四种形式。欺凌者会根据现实情境选择不同的形式，以便尽量减少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恃强凌弱、以多欺少是公认的不道德行为，多数欺凌者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往往选择在上学或放学路上、厕所、操场，特别是在没有教师监管的条件下实施欺凌行为。如果计划实施场面残暴的群殴性身体欺凌，则通常会选择校外十分隐蔽或偏远的地方。

欺凌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绝不局限于给受欺凌者带来生理上的伤害、心理上的恐惧或者社会交往中的名誉损害。基于多年的研究，张文新团队发现，“校园欺凌会给卷入欺凌事件的欺凌者、受欺凌者、旁观者带来持续的不良影响，在影响身心健康的同时会引发情绪障碍、学业困难以及严重的自伤或自杀行为，与此同时，欺凌事件还会不断恶化班级以及校园氛围，进而恶化了每个入校学生的成长环境”。正是因为欺凌现象的危害性结果具有多面性和持续性，因此进行长期持续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校园欺凌现象的影响因素与发生机制，也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通过先后获得2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6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9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团队始终聚焦校园欺凌及相关影响因素、适应结果以及干预方案的科研攻关，不断深化该领域的学术研究。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对校园欺凌的防治工作稳步推进。2016年是我国校园欺凌防治工作的分水岭。此前，校园欺凌的研究与防治工作主要由学者自发开展。此后，国家开始自上而下地开展了系统性的科学防治工作，先后出台多个关于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政策文件。2020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专门增设了针对校园欺凌治理的法律条文。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适时出台相应的欺凌治理法规、文件或工作要求。2017年，由张文新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专门指向能够有效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的科学方案研发。2021年12月，结项报告完成并提交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标志着张文新团队对我国校园欺凌系统研究、防治方案自主研发、效果检验工作的顺利完成。

用数据和行动说话

开展欺凌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是让社会公众科学认识校园欺凌现象。这一看似简单的事情，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校园欺凌作为学术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距今不超过50年。相关研究与防治工作始于北欧的挪威，而后迅速扩展到瑞典、英国、芬兰、日本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我国，中小学的校园欺凌现象有没有、发生率是多少、严重程度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能依赖朴素的一般性感知，也不能仅仅依赖来自学生、教师、家长、校长的单方反馈。为此，张文新带领团队分别于2000年和2020年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取样调查。其中，2020年的调查覆盖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八个省市的中小学生，参与调查的学生达20000余人，且取样时考虑到了城市、农村以及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的区别。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中小学生会卷入校园欺凌事件，在事件中充当了欺凌者、受欺凌者或者欺凌—受欺凌者。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生率，这一数据显然是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对144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各国平均有33%左右的中小学生会卷入校园欺凌事件。然而，当个别学校的老师看到上述调查结果时，总会不以为然。“我天天跟学生待在一起，的确会偶尔发生一些同学冲突，但是绝对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发生率。”一位小学四年级班主任的话，代表了普通公众对调查结果的怀疑。

团队从不盲信数据，也不轻易否定调查获得的结果。接下来的三项研究发现，明确回应了社会公众的质疑：一是具有欺凌属性的同学间冲突，通常发生在教师或成人监管不到位的场所或时间段，如上学放学途中、厕所、操场、走廊等；二是欺凌事件发生后，半数左右的小学生不会将自己受欺凌的经历告诉教师，这种趋势在中学生中更为严重；三是教师通常只关注具有明显伤害后果的欺凌事件，如身体欺凌引发的严重肢体伤害，而对于言语或关系方式的欺凌事件会经常视而不见。团队直接开展的中英跨文化比较研究，也证实了欺凌普遍发生的跨文化一致性。随着时间的推进，国内不同研究团队的调查结果相继公之于众，无不表明校园欺凌的发生状况虽有地区间差异，但是整体发生率得到不断确证。

“有很长一段时间，学校不愿意我们进校开展欺凌调查、研究或干预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被发现问题，成了反面典型。”张文新讲道，“学校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场所，校方在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一事上具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更让人痛心的是，当科学的调查数据摆在面前时，有些学校的负责人仍拒绝承认欺凌现象与事实的存在。为此，张文新团队先后给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等部门提交了七个政策咨询报告，其中关于校园欺凌内涵、表现形式以及发生现状的报告均被采纳，并在后续的国家政策文件中陆续体现出来。

这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报告，建立在团队长期、系统、扎实地开展校园欺凌及其防治研究基础上。“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实践要求，我们团队从本土化视角出发完成了校园欺凌的系统基础研究，不仅从词源学上厘清了欺凌现象在我国文化中出现与流变的历程，而且系统探究了影响欺凌的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同伴因素、学校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并独立提出了校园欺凌发生的理论学说，即‘目标—认知—生态模型’。”张文新解释道。

在采访中，记者查阅到一些国内外有关欺凌的研究文献，发现早期的研究文献几乎全部来自山东师范大学，即便是近期的研究文献也仍有半数以上的权威论文是来自这个研究团队。

“张老师在揭示欺凌发生发展机制以及适应结果时，还前瞻性地采用了追踪研究设计，他早在2000年就开展追踪研究，并带领团队完成了一项历时10年（2006—2015）的大型追踪项目：‘中国儿童青少年纵向研究’（简称LSCCA），其中就有对欺凌的家庭因素、同伴因素以及基因特征的考察。”纪林芹补充道。

在一旁的张良副教授紧跟着说，“基于LSCCA项目，张老师指导我们几个研究生考察了学业成绩与问题行为的长期纵向关系，证实初中生学业成绩对其问题行为（包括欺凌）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作为“80后”，张良是团队里的年轻学者。他基于LSCCA项目的纵向研究，发现了学习成绩逐渐跟不上的初中生会逐渐表现出问题行为，包括外化性的欺凌、违纪行为以及内化性的抑郁、焦虑特征。这一研究成果最终刊发于世界排名第一的发展心理学学术期刊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上。

谈起做科研的话题，团队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仿佛换了一个频道，相当活跃。陈亮副教授打开了话匣子，“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采用卡通图片来研究中小学生对于欺凌现象的理解，小孩子虽然不能直接提到力量不均衡性等概括性特征，但是能够基于图片中的个体体型和人数来判定是否是欺凌事件”。不过，“留守儿童作为一种特殊的处境不利的孩子，其遭受欺凌的可能性更大，在实施保护与干预措施时，也会区别于非留守群体”。赵景欣教授提到。

研究明白了，就有底气去讲，也更能让人信服。

在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加强学术交流、科普宣传以及面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就显得更重要。团队不仅积极参与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还积极主办或承办重要会议。2019年，张文新发起并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国际学术会议，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欺凌研究与防治专家悉数到场或通过线上方式交流。“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当初引我进入校园欺凌研究领域的英国Smith教授，2020年受聘为山东师范大学讲座教授，与我们一道攻关我国的校园欺凌防治问题。”张文新很是感慨。

“张文新老师发起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业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为国内同行提供了一个专门的交流与合作平台，同时针对欺凌防治，每年面向全国开展骨干教师培训。”陈光辉教授说。

“团队的科学研究中包含应用干预研究，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对科学防治欺凌方案的研发与检验。”张文新介绍，“2000年我们就曾经借用西方学者研发的干预措施做过干预尝试，后来发现有些水土不服。直到2017年，随着国家的重视和对该领域科研工作的投入加大，我们在本土化视角开展的系列工作基础上，研发一套适合我国学生的欺凌防治方案就变得呼之欲出。”

探索适合国情的干预框架

研究表明，校园欺凌问题不会自然减退和消失。如果放任不管，欺凌事件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么，应该如何有效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

“广大中小学老师可能用得最多的方法，是发现欺凌事件后，首先对欺凌者进行批评教育。这种做法真的有效吗？欺凌者被批评一通，很可能口服心不服，过几天还是照样欺凌别人。如果加重惩戒手段，效果可能会大一些，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没法从根本上解决欺凌问题。”张文新指出，国外有些校园欺凌干预方案是“欺凌聚焦式”的，即只盯住欺凌这种问题，针对有这种问题的学生做工作。但是，这类方案只能得到有限的、短期的效果。早在开展校园欺凌研究之初，张文新就已经在考虑怎样进行有效的欺凌防治实践，致力于找到一套能真正解决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的方法。

“校园欺凌现象看起来简单，但成因非常复杂，背后有众多的因素、机制交织在一起。不先把这些弄明白，就没法设计出科学有效的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张文新的话集中体现了“循证实践”的思想。所谓循证实践，就是根据科学证据研发方案，根据科学证据检验方案效果。要开展“问题行为”干预，必须先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才能精准有效地制定干预方案。

经过多年研究，张文新及其团队理清了一系列与欺凌发生有关的个体和环境因素，以及在我国中小学校园情境中欺凌行为发生的具体机制。他提出了校园欺凌“标本兼治”的整体策略，并总结提炼为防治校园欺凌的“3H”宗旨。具体来说，一个科学有效的校园欺凌防治方案要能够预防、减少欺凌的发生，终止已经发生的欺凌，但不应该只针对“欺凌”“受欺凌”现象本身，而是应该拓宽视野，以实现3个方面的健康为最终目标：健康的校园氛围（Healthy school climate）、健康的人际关系（Healthy relationship）和健康的发展结果（Healthy developmental outcomes）。

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有赖于在全校范围内系统性地构建防止欺凌、促进学生积极发展的支持性因素，并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这些积极因素的效能。这些积极的因素可被统称为“校园氛围”，有了健康的校园氛围，就在很大程度上铲除了校园欺凌发生的土壤。具体来说，健康的校园氛围聚焦于提升校园安全水平、家校合作水平和促进学生发展的学校功能，从最外围上建立起不易发生欺凌的校园环境。

校园欺凌体现了一种负向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很多校园欺凌事件是由学生之间的同伴冲突发展而来的。如果学生之间发生了矛盾，但双方不知道如何友好、妥善处理，就容易发展为校园欺凌行为。受欺凌者与同学、教师的人际关系不好，自然不利于得到有效的帮助，从而可能导致校园欺凌一次次地重复发生。因此，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应该注重改善学生的人际关系，聚焦于帮助学生学会人际交往、解决人际冲突和提升人际关系和谐水平。

校园欺凌本身无疑是一种不健康的发展结果。单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学生获得健康的发展结果，是校园欺凌防治的应有之义。但确保“健康的发展结果”，不应止于减少欺凌、受欺凌现象本身。欺凌者做出欺凌行为或受欺凌者遭受欺凌的背后，皆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和复杂的机制。因此，只有使多水平、多领域的因素发生积极改变，促进一系列健康的发展结果达成，才能妥善地做好欺凌防治工作。具体来说，健康的发展结果聚焦于帮助学生减少适应问题，提升心理能力以及身心健康、学业发展水平。

“防治校园欺凌，科学家要发挥作用、负责研发方案。但一定要注意的是，方案是要用在学校里的。再科学的方案，如果在学校里水土不服，肯定收不到实际效果。”陈光辉结合自己在“3H方案”研发中的体会解释道。

在建构校园欺凌防治方案时，张文新提出研发方案应该定位于“依托学校”“赋能学校”“融入学校”。第一，校园欺凌发生在学校里，学校必然是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主阵地，学校教师是防治校园欺凌的主体。因此，必须依托学校、充分发挥学校的作用进行欺凌防治。第二，一个“标本兼治”的方案会考虑到校园欺凌的很多因素、机制，所以方案就会比较复杂，对方案实施者的能力也会有一定要求。然而，一般中小学校的教师没接受过心理学的系统专业训练，他们执行方案必然存在一定的难度。鉴于此，方案需要赋能学校，优化学校的组织架构、提升教师能力，让学校有能力使用方案、承担起欺凌防治的重任。第三，各项校园欺凌防治措施应尽量借用学校已有的教学活动形式，不与学校原有教育教学模式和日程明显冲突，不增加教师和学生的负担，从而减少项目实施的阻力，使校园欺凌防治措施融入学校生态之中并得到切实执行。

在“3H”宗旨和“依托学校、赋能学校、融入学校”定位的框架之下，早在2008年，张文新团队即着手进行校园欺凌干预，这成为国内最早的校园欺凌干预实践，体现了一种通过研究活动干预现实问题的研究范式。以校园欺凌问题为例，就是在自然、真实的教育环境中，由学校教师按照一定的操作程序，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与技术，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在基本思路与方法上，行动研究范式强调科学研究与实践改变相结合，尤其是科学研究向具体实践的转化。通过为期五周的实践干预，学生在校和在上学放学路上受欺凌的程度都显著下降，他们表示“班级的文明习惯越来越好”“感到教师非常关心我们的学校生活”，教师也表示研究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增强和提高。

研发科学防治方案

此次干预实践获得成功后，团队又接续开展了近十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2017年，张文新团队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预防和治理中小学校园欺凌对策研究”（17JZD058）。依托此项目，团队总结过去近二十年的成果研究，正式研发出了“中国3H校园欺凌循证干预方案”，即“3H方案”。

该方案严格依照“循证实践”范式，遵循科学研究证据进行方案的研发、效果检验和改进优化。在实践层面上，“3H方案”包括普遍预防和定向干预两个层级的策略。

普遍预防策略针对校园欺凌相关的一般性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进行设计，以降低欺凌、受欺凌发生率为根本目的，包含4个模块共8项具体措施。定向干预策略面向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开展基于心理辅导的系列谈话措施，不仅指向停止欺凌—受欺凌关系，而且指向减少乃至消除欺凌事件所造成的多方面危害后果。在与欺凌者谈话时，教师不会指责欺凌者本人，只会指出欺凌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从而让欺凌者认识到自己的不当行为，并在教师的引导下树立规则意识、形成对同学的同情理解。在与受欺凌者谈话时，教师会抚慰受欺凌者，为他们提供支持，帮助其重新融入同伴群体。

方案研发完成后，张文新团队在济南20余所中小学进行了应用和效果检验。在选定实验学校后，团队的专业人员指导各学校建立起了相应的机构，对千余名教师进行了欺凌防治基础知识培训，对300余名骨干教师进行反欺凌技能培训。此后，该团队以学校为主要力量开展反欺凌校规宣讲，召开反欺凌主题班会和家长会，进行反欺凌课程教学等。

研究发现，“3H方案”能够有效降低欺凌、受欺凌发生率，且方案实施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单独实施“3H”普遍预防策略或定向干预策略，均能够有效减少校园欺凌事件。与未实施普遍预防的学校相比，实施学校学生的欺凌发生率明显更低；实施定向干预后，79.33%的欺凌事件停止。定向干预中的谈话也切实改变了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经过两三次谈话，欺凌者开始思考受欺凌者的感受，主动向受欺凌者道歉、提出帮助受欺凌者的方法；受欺凌者的情绪由恐惧、愤怒、悲伤变得平静，再进一步变得开朗起来，并能和同学积极地互动。

除欺凌、受欺凌指标外，实施“3H方案”后，各学校学生的能力与品质、人际关系状况与学校氛围指标均表现出明显的改善。这表明，该方案具有较强的内部效度，研究过程全面贯彻“3H”宗旨，最终帮助学生获得了健康的发展结果，建立了健康的人际关系，塑造了健康的学校环境氛围。由于应用了“3H方案”，实验学校在学生发展以及学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等方面的视角、理念、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都变得更加专业、科学。各实验学校在欺凌、受欺凌发生率与水平指标上的下降表明，以“3H”为宗旨的校园欺凌预防干预方案是科学、有效、可操作的。

“3H方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依托学校”“赋能学校”“融入学校”，从而保证学校有方法、有能力做好欺凌防治。在课题组的培训和指导下，仅需要一个学期即可在校内建立起防治机构和规章制度，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学校领导、教师、其他教职员工、学生、学生家长之间相互协调，形成稳定的联动机制，为使欺凌、受欺凌的发生率和水平下降提供了有效保障。即使在无课题组指导的情况下，各学校基于已形成的机制自主实施防治方案时，欺凌和受欺凌指标也未出现显著反弹。这说明，“3H方案”的确是“依托学校”而不是依托课题组或其他外部力量，仅需要从外部获得培训和指导，对外部力量依赖性低，实现了“赋能学校”和“融入学校”的定位，使学校在机构设置、工作流程等方面得到了稳定的改善，促进教师提高处理欺凌事件的能力，更保证了各学校可以长期实施“3H方案”。

为人民做学问，为了孩子们身心的健康成长，保障校园的阳光安全，张文新及其团队从开辟校园欺凌研究领域到引领这个领域，从依赖国外研究范式与干预思路到提出创新学说，自主研发科学有效的防治方案，成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有机结合的典型案例。

报道链接：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307&eid=44096&idate=12_2022-05-25

山东师范大学办学条件

学校有千佛山和长清湖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近3850亩（约25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设有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省部共建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7个山东省重点实验室、1个山东省工程实验室、1个山东省大数据实验室、6个山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个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1个山东省重点新型智库、

山东师范大学教学荣誉

承担教育部“质量工程”全部类别项目；4人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2人获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8项；建成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1个；获评国家级精品课程4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8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2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8门、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65门；